归隐和仕进是古代读书人的两极理想。任运自在的无为思想和学而优则仕的入世态度成为他们文化人格中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或通过隐居来达到仕进的目标,又叫终南捷径;或因为仕途坎坷而思归隐;归隐不能,愿望更加迫切。
《定风波》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了一种矛盾拉锯的情绪,一种理想与现实、功名事业与浪漫生活无法弥合的冲突。但苏轼之所以是苏轼,是因为这种拉锯是短暂的,苏轼很快以其超然的胸怀实现了出世与入世的高度统一——即以出世之心入世行走。
与世俗的艰难抗争
“回首向来萧瑟处”,“萧瑟”是向来之路的总结,这既是“穿林打叶声”的实景,更是苏轼仕途之路的映射,虚实相生,意蕴无穷。
小序中写道:“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雨具先去”简要交代了事情的时间、起因。“穿林打叶声”和“同行皆狼狈”一正一衬,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风雨大作的图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联系苏轼的生平来看,此时正值乌台诗案发生后的第三个春天,穿透林间的打叶声就如同新旧党派之间电闪雷鸣、火光交接的“战斗”对苏轼的误伤一般。这倾盆的大雨,打在了叶子上,更打入了东坡的心里。
“雨具先去,同行皆狼,余独不觉”一句,十分耐人寻味。客观来说,苏轼和友人是一样的,可是发挥着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人的心境,却会改变客体作用于人的状态,所以苏轼曰:“余独不觉。”短短十几字,却将苏东坡与世俗矛盾割裂的现实状态和盘托出,他所要对抗的不仅仅是恶势力的打压,更是“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的同行同志人的背弃与无奈。
没有人看不到自己的挫折苦难,但是对待挫折苦难的方式却大相径庭。苏轼的友人选择了“狼狈”而返,而苏轼却在初遇风雨之时选择了欣然往之,追根溯源便是因为其心中的儒家思想之宗。从东坡先生的《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及他离开徐州时,百姓对他的不舍之中就不难看出,他的欣然往之,不仅仅是一种建功立业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更是一种从小饱读“四书五经”的儒家文化滋养下酝酿出的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萧瑟处,亦即东坡的入世路。
与自我的心灵斗争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选择了“回首”一词,试想人为何会选择“回首”,即是对某一阶段的总结回顾。故而至此,子瞻先生其实已经完成了对“看山是水,看水是水”境界的超越与突破。
萧瑟路,更是苏轼自我心灵的斗争路。面对着“穿林打叶声”,苏轼展现了“吟啸且徐行”的姿态,一个“莫听”,一个“何妨”,一个“谁怕”,仿佛是对“风雨”的不屑与回应,是一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情壮志。纵使“竹杖”“芒鞋”又如何,这些在世人眼里的无用之物,在大词人东坡眼里却可以“轻胜马”,这是何等的心胸与豪迈!佛教有语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此时的东坡看到的不仅是仕途的坎坷,更是与之抗争的自我。
因而,这条萧瑟路也是从“入世”到“出世”的必经之路。“一蓑烟雨任平生”,即使披着蓑衣在这风雨飘摇的人生中如蒹葭似的摇摆动荡,东坡亦可泰然处之。既是一种与世俗对抗的决绝态度,是儒家文化中君子如兰“不同流合污”的坚守,更是一种回归本我的精神体验,一种任运自然的境界。
人生在世不称意,不若鲲鹏逍遥游。东坡虽不如老庄出世得彻底与决绝,却实是一种跟自我和解的智慧。中国古代文人,极容易走向“出世”与“入世”的两端,非此即彼,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精神,就是竹林七贤醉饮山林的魏晋风度。而东坡却是两种文化的一种平衡,没有乐观主义的热切,也不像悲观主义那么冷漠,而是宠辱不惊的坦然,也是两相偕态的自由。
与世俗、自我的和解
料峭的春风把词人从微醺中吹醒,身心都冷飕飕地感到些许寒气。这句景语蕴含着丰富的真情实感,或许在遭遇了诸多贬谪之后,作者的心打上了些许寒霜。可苏轼并未仅仅停留于此,接着他笔锋一转,:“山头斜照却相迎”,温暖的阳光出现了,虽然并不浓烈和炽热,但足以给此时的词人带来些许慰藉。这些微光或许是友人家人的温暖,或许又是苏轼自身的强大。
回首望去一路的风吹雨打,归途好像“也无风雨也无晴”。此时的东坡已遁入了最高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如果说前两层的境界让东坡认识到了风雨、认识到了自己,那么现在,他便认识到了人生。苏轼在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中,在勇于斗争的过程中,彻悟了人生的本质。再大的苦难都是过眼云烟,因为它只是人生的一剂调味品,风雨还是那样的风雨,自己依旧是不畏权贵的自己,只是当把这些放入人生大转盘中后,一切都是那么的不足为奇。
故而苏轼在临终前写信给苏辙说,请你们不要难过。我度过了快乐的一生,我这辈子没有遇见过一个坏人。试问苏轼所遇的政敌有几位不是欲害其性命而后快的?但东坡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他真正做到了出世——即放下。他放下了苦难、放下了仇怨,真正做到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向来”之路是与挫折、自己的坚决抵抗,“归去”之路是无谓风雨的坦然豁达。以出世之心入世行走,来去之间,东坡以行云流水的笔调为后世留下了潇洒的背影。